注:2018年的文章,用来留档。
2008年4月18日至12月30日,是我在西非利比里亚维和的日子。弹指间10年过去,现在仍会不时地回想起。是时候记下这段经历了,因为,我已经脱下军装,再不会维和了。
08年3月,我刚在基层连队当排长不到一年,干得热火朝天。一天,教导员突然将我叫到办公室,告诉我团里将受命组建第七批赴利比里亚维和分队,他代表组织询问我个人是否愿意参加。乍然听到这个消息,我是犹豫的。因为毕业前我保留了研究生入学资格,今年原本准备回去读研,而且,相恋不久的女友还在学校等我呢。教导员觉察到我在犹豫,就让我回去跟家人商量下再向他汇报。
从教导员办公室出来,我先打电话给父母,父亲的意见是,如果是命令那就得去,妈妈紧接着补充,如果能选择就不要去,他们不想我去冒生命危险,在他们的观念里,维和就是打仗。他们所担心的其实不是我重点考虑的,彼时正是一腔热血,听说能有近乎实战的任务,自然是摩拳擦掌、跃跃欲试。使我犹豫的还是回学校读书,按规定,研究生资格可以保留两年,09年还可以回,但不确定性就会增加很多,一旦回不成,资格就作废了。我又打电话给一位在部队中的老乡张叔叔,他果断建议我去维和,说这样的任务很难得,对个人能力锻炼和发展前途很有好处,研究生资格反正可以保留两年,明年再努力就是。
于是,我下定决心去维和了。当我将这一决定告诉学校的女友时,知道今年无法相聚长沙, 她挺伤心的。我的内心也很不忍,但儿女情长还是让位于对事业前程的追求。
我很快到了集训队,开始为期一个多月的行前训练。这是当年维和分队组建的新闻:
行前训练以个人体能、单兵技能,分队战备演练为主。大家训练的热情都很高。在步枪射击上,第一次接触了95式自动步枪。
好射手都是子弹喂出来的,为了让分队官兵人人都能熟练掌握95式枪的使用。我们向上级请领了非常多的子弹,跪姿射击、卧姿射击反复练习,胸环靶打得没意思了,大家就比赛打旁边的小靶号牌,一直打到枪管前面通红通红,可以点着烟。
战备演练更是随时进行,吃饭时,睡觉时,紧急号随时可能吹响。利比里亚警察系统基本没有,大部分青年都失业,安全稳定主要靠联合国维和部队来维持。该国经历十几年内战,虽然政府战后组织了枪支收缴,但民间枪支仍然非常普遍。维和的前提是保障自身的安全,战备演练就是我们提高战斗力的主要手段。
图中肩上扛星的干部是我的副中队长张江涛。
一个月的行前训练结束,4月18日,我们搭乘南航包机,从北京出发,前往西非利比里亚,关闭手机前,我给女友发了一条短信:等我凯旋。
此时的北京夜色正浓 、机场不时有飞机起落,我们的飞机,终于开始发动,缓缓驶入跑道,加速、加速,引擎声越来越大,终于腾空而起,俯瞰繁华的首都,灯光灿烂,我的心情也随着飞机迅速的爬升,而越来越不能平静…
飞机只在乌鲁木齐、巴黎做了短暂停留,补充给养,20多个小时后,降落在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的罗伯茨机场。
出机舱的那一刻,滚滚热浪扑身而来,脑袋被火辣辣的太阳晒得发麻。尽管气候如此难耐,大家仍然纪律严整,没有人随意解开衣服,而是队伍整齐地找到阴凉地方,坐下吃提前发好的单兵食品。
之后,我们又驱车480公里,到达了位于绥德鲁市的营区。
绥德鲁号称利比里亚第三大城市,战争过后,满目苍夷,近些年虽然经济有所发展,却再难现往日荣光,最繁华的街市也就像一个大的杂货市场,而且城市没有电,在这里,用电瓶给手机充电是一门很好的生意。
营区里大家都住的板房,电力供应全靠两台大型发电机支撑,多亏了这两台发电机,中午才能睡在空调房中,一般是睡到下午三点起床,三点之前除非上厕所或者站岗,否则是不太敢出去的,一出去,就像孙悟空被投进了炼丹炉。
但是站岗却是无论多热都要去的。营院4个角分设了四个岗楼,我们正好有四个中队,每个中队负责一个岗楼。作为排长,既要带岗,同时还要站岗。
中午1点到3点的岗是最酸爽的,全身刚刚沐浴在丝丝冷气中,眼睛刚闭上,身边的对讲机响起,排长排长,该接岗了。回应后,起床,穿上迷彩服,扎好作战靴,套上凯芙拉防弹衣,戴上凯芙拉的头盔,出门接岗,门内门外自然寒暑两重天,走上岗楼,交接好枪支弹药,眼睛巡视下周边情况,就开始进入执勤状态。
尽管有岗楼,但是由于全身武装,还是酷热难耐,还好配备有风油精,热得受不了时就抹一些到太阳穴上,既解暑,又能保持清醒的战备意识,实乃维和执勤必备良药!
滋滋的热浪中,时间嘀嗒过去,终于下岗了,回到宿舍门前,将已经湿透的衣服晾到门前中队的菜架上,一会儿就干,拍掉白白的盐霜,就又穿在身上了。
在营院内还有空调房可以午睡,出去施工就没有这么好了。我在外施工总计4个月,都是住在帐篷里,中午大家没有一个人睡觉,因为帐篷里温度可以达到50度,我当时想:心静自然凉,决定挑战一下,中午时硬着头皮钻进帐篷睡觉,手头拿着红楼梦,希望读书能让自己心静。结果就是,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热晕过去了,想想那时候好二啊!后来,在外施工的日子,除了下雨,我再也没有睡过午觉。
在外施工,除了条件艰苦,就是各种各样的危险。出国前,我们每个人都打了不下二十针疫苗,很多在国内已经绝迹的病,在这里仍然非常流行。比如疟疾。
疟疾可通过蚊虫传播,防蚊虫叮咬是头等大事,但是施工条件非常恶劣,很难防好,所以大家还会定期服用治疗疟疾的药物,相当于把没病当有病治,尽管大家知道这些药物对身体有副作用,但还是不得不吃,因为一旦得了疟疾,常规的疟疾还好,分队带有药物,有些奇怪的疟疾,就很难治疗了。
当时有一个军事观察员,得了隔日疟,每隔24小时就会发作一次,只能在有限的医疗条件下,依靠自身的免疫功能来恢复健康,所幸他体格够好,自己康复了。
除了疾病,交通事故是另一大风险,这里的交通事故可不是撞车刮蹭什么的,而是翻车,因为利比里亚的道路绝大多数都是泥泞路,雨季来临时,简直无法通行。
图上就是我们修路时的照片,其道路状况可见一斑。
在外施工时,挑选的司机都是驾驶技术精良的老士官,所幸4个月里没有发生交通危险。
我们施工时的主要任务是修路,尽管我们也会带几支枪,在施工现场派出岗哨,但安全防卫还是太弱。所以,通过与联合国驻利比里亚特派团协调,由我们施工所在区域的安全部队负责施工现场的安全警卫。施工过程中,埃塞俄比亚和孟加拉的部队都曾为我们警戒。
有时,施工现场离宿营地太远,我们就将装备留在现场,由埃塞俄比亚的分队负责看守,我们给他们搭好帐篷就行。
但是进入雨季后,利比里亚几乎天天下雨,临时搭的帐篷没有做好排水设施,常常被雨淹,埃塞的战士们自然有怨言。
后来,我想了一个办法,收工时将装备就近停放到附近的学校,然后联系校长,让他留出一间教室给埃塞的战士们住。这个办法得到埃塞战士们的鼓掌欢迎。
有一次,我照例去联系校长,到他家里后,他不在,家人答应等校长回来就让他开门。
然后,我们乘车返回宿营地,我又带着站夜岗的埃塞战士去换岗,结果到了学校,发现门还没有开。埃塞的战士等着我解决。
于是,我又去村里找校长,此时天已经完全黑了,空气中只有萤火虫一闪一闪,整个村庄没有一点声响,我迷路了,怎么也没找到校长家,费了好大劲才又返回学校。此时,我才发现刚才自己没有带任何武器就在黑洞洞的村庄里到处窜,实在是太危险了!想到这里立马吓出了一身冷汗。
但是校长还得找啊,于是我叫上了三个埃塞战士,又进入村庄中找校长。有三个战士护卫,心里就踏实多了。后来顺利找到校长,借到教室。
不得不说,埃塞的战士军事素质非常好,大多都参过战。对他们来说,维和其实相当于休假。
在施工时,除了带领本排战士完成修路任务,我还兼任翻译,负责与警卫部队和当地群众沟通协调。
这是一个赶鸭子上架的任务。施工出发前,中队长石绍波对我说,由我兼任翻译,就不要分队翻译陪同了。原因是分队翻译来自军区技侦局,架子大,去了不好指挥。
于是,我这个半路翻译就上马了。学了多年的哑巴英语终于要开口说,别提多别扭。多亏一个战士借给我一个文曲星,可以随时查单词。埃塞俄比亚的翻译名字叫做Tegeni,是一个上尉。身材非常高大,人也非常好。我没事儿就找他聊天练习英语,后来发现,大家半斤对八两,什么语法啥的都不管,大家越聊越嗨。他说回国后想到中国军校来留学,问了我很多军校的事情,在遵守保密纪律的前提下,我尽可能向他介绍了一些军校情况。后来我到石家庄步兵指挥学院培训,真看到不少的黑军官,还专门过去瞧瞧Tegeni在不在呢。
为了进一步做好翻译工作,我也经常找埃塞的战士聊天,他们不会英语,最多也就是会几个单词,我就连比带划的跟他们聊,学习他们的语言,比如战士用埃塞话说是wu tan der,还有东南西北、一到十都学会了,埃塞的战士非常喜欢跟我聊,因为我时不时会秀两句埃塞话,副大队长说,我更像埃塞这帮战士的排长。
期间,还与当地政府派来协助我们的人员沟通,其中一人叫Mosis,毕业于利比里亚大学,曾经是一名物理老师,在英国一个水资源保护的非政府组织工作过几年,算是利比里亚的精英分子。他也特别想留学中国,问我许多中国大学的事情,比如论文是不是必须用汉语写了,课程全是汉语如何听懂了之类的,我其实也不知道哇,能做的只能是鼓励了。
聊天过程中,常常是他说一个单词我不知道,就用我的文曲星打出给我看,对我的口语提高很大。
从我们的营区到另一个城市格林威尔,只有一条90公里的泥泞路,一到雨季,交通就会中断。上边给我们任务,要我们保障这条道路雨季的畅通,大队长决定亲自去勘察。我也是勘察分队一员。
这条路有多泥泞呢,90多公里,我们走了12个小时。因为,绥德鲁至格林威尔的道路是这样的:
尽管我们的车都是四驱,司机也都是大队中最优秀的,陷车仍然是常态。每当此时,我们全员动手,一锹一锹地挖去车轮边上的淤泥,跳到泥坑中,将车推出来。有时,路上会遇到很大一个坑,根本不可能过去,我们就把路旁的山坡简单铲一下,从上面绕过去,几次都险些滑下去。
之所以能最后到达目的地,关键在于大队长决心比较坚定。有几次,车身倾斜,大队长第一个跳上去压车,大家自然精神百倍,奋勇争先。到达格林威尔后,原定在巴基斯坦的营地中找块空地,搭帐篷过夜,经过我的协调,巴基斯坦的同志主动给我们让出了两间板房,晚上还热情地为我们送来水果。 两国好,两军关系自然亲密。为了让我们能休息好,他们还破例晚上没有停发电机,平时,由于只有一台发电机,他们晚上都是不舍得开的。
格林威尔紧靠大西洋,晚饭后,我们兴致勃勃地跟着大队长来到大西洋边上。在此之前,我从来没到过海边,这次直接到大西洋边上了。
现在还能清晰地记起爬上石堤,第一次见到大西洋时的那种震撼,只觉得个人实在是沧海一粟。浪花拍打着脚下的岩石,暮色中的大西洋神秘难测,美丽壮观。这么好的国家,都是因为一场战争,人民就陷入水深火热的生存挣扎中,真是令人不禁扼腕。
在大西洋边上时,遇到一条滑溜溜的鱼,本来我手已经抓住它了,还是被它滑出去了。想想真是可惜,不然第二天回去路上煮方便面时丢进去,该是多么美味。
归国前,举行了隆重的授勋仪式,收获了联合国一级和平勋章一枚:
这是当时的新闻报道:联合国官员为中国驻利比里亚维和部队授勋
12月30日,我们在罗伯茨机场再次坐上南航包机,回到北京。这是当时的新闻报道:
最难熬的是在机场等着飞机来的时候,大家脖子都快伸断了。所谓的候机大厅不过是一个大帆布篷,几百名官兵就挤在里面,心情兴奋不可抑制。有的在用最后的话费与家人通电话,言语中,眉梢上,都是对欢聚的期盼。有的在数点购买的纪念品,盘算着回去后如何分配。有的三四个聚在一起,索性打会儿牌,不然太难熬了。是啊,8个月都这么过来,没觉得什么,反而是马上要回国了,觉得时间好慢好慢。
我的手机卡里还有五美元,自然是跟家人打打电话报平安,跟女友打打电话诉说思念。五美元也就十分钟的通话,很快打完了。我把手机卡取出来,放到随身口袋,准备收藏。
突然间,人群中有人喊了一声,飞机来了!好似弹药库中溅出的一粒火星,官兵们兴高采烈地欢呼起来了!都盖过了飞机降落的声音。
只见那飞机在大西洋上空向我们缓缓飞来,突然间又掉头了,啊,怎么跑了!人群中有人大声喊道。原来飞机只是为了对准跑道。大家的心情就像坐过山车绕了一个大圈,又继续高昂起来了。
终于,飞机平稳降落,滑翔,停止。机舱里走出的是接替我们的第八批战友们。随后,我们就登机了。
在飞回国的20多个小时中,我始终是兴奋的,但是强撑着也很难受,于是,只能喝几罐啤酒,让自己兴奋的神经稍微放松一下。
到北京时,仍然是晚上,出机舱门,立马倒吸一空冷气,尼玛,我们连秋裤都没穿呢。还好迎接我们的战友准备周详,大家直接跑步到大巴车上,每个座位上有一个军大衣和一份热腾腾的盒饭,暖胃又暖心。
回到部队休整后,组织上又给了我三等功的奖励。这也是我军旅中唯一一次立功。后来带连队,都是给战士们评功评奖,自己是不会要的了。
我常想,维和除了是一段难得的经历,还带给了我什么?应该是面对艰难困苦、危险重重的环境时那种豪迈斗志,应该是那种从稚嫩到坚毅的淬炼,应该是对亲情、爱情、家国情更为深刻具体的感受和思考。